呈献

蔡怡竑:重新检视马哈迪的EAEC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在第24届亚洲未来国际大会上发表专题演讲时,重新倡议成立东亚经济共策会(EAEC),借由这个区域集团,跟其他集团和强国如中国谈判。

我们可以在马哈迪的外交方略中发现,他由始至终认为东亚国家不仅是远东国家,一些中亚国家和印度,都有必要郑重考虑参与EAEC。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却渴望借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来主导东亚的经济秩序,但事实是一个没有美国的TPP,终究是孤掌难鸣。

东亚毕竟是个复杂度高的地区,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暂且做不到像欧盟那种超越国家主义的区域融合,但却有可能做到“合作共赢”的区域经济整合;而如何合作与共赢,取决于中国与日本两国。

重温上世纪80年代至今几十年的区域整合经验,东亚几乎整个工业化进程都离不开日本企业的主导与整合。1985年“广场协定”更是日本加速在东南亚国家工业化的催化剂,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出口产业失去竞争力,日本企业纷纷外移到东南亚从事海外生产。今天,拿着放大镜在东亚的地图上搜寻,从中印半岛到印度尼西亚群岛,十之八九的生产线都是“Made in Japan”。

新加坡之所以在产业链转型成功,日本的资金与技术在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从泰国、印尼、菲律宾的工业区到商业区,厂商到品牌,绝对少不了日本企业的身影。就连刚走出封闭经济的缅甸及越南,也主动邀请日本前去开发与投资。

东南亚之所以有今日的工业化与荣景,就是年迈的政治强人马哈迪,依然坚信日本的外来直接投资(FDI)是维系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养料,尤其不可缺少日本的资金流与技术流。由此得知,日本这位“老师傅”确实为东南亚这些所谓的“徒弟”,奠定了深厚的工业基础。

相较之下,今日崛起的中国,已经是具备实力移植整条生产线及资金流的经济大国,也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然而,“Made in China”所夹带的资金与成本优势,给东南亚当地社会带来的不单只是外来资金,更多的是“价格竞争”。

在经济学,成本带动价格下跌增加了消费者剩余是好事,但对于本地的生产者就并非善事一桩了。“低廉竞争”的恶性循环,就会连生产价值链中的最底端都被盘走了,让在地中小企业与劳动者面对着无所适从的竞争与被淘汰的压力。

再将层次拉高点,看中国与日本在区域经济整合的具体做法。如果说中国80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OBOR)给地区国家带来很多的发展机遇,那么日本1200亿美元的质量基础建设伙伴(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PQI)就更胜一筹。值得注意的是,PQI在运作上都比OBOR来得开放与透明,依循准则进行合作,缺点就是交易过程缓慢及政治程序繁琐。

中国崛起对东亚区域是一件好事,也是各国所乐见的。但国际秩序就是动态的零和游戏,竞争的自然法则是无法根除的,唯有合作进行良性的竞争,才能实现东亚区域主义的“合作共赢”局面。一个是具有成本优势的中国产品,打着自由化的旗帜进军东亚市场,想要借由市场力量整合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另一个号称最自由经济体的美国,却竖起保护主义的围墙,胁迫个别国家签署不对称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马哈迪之所以重倡EAEC,就是想借由亚细安的平台与中国及美国进行集体议价,毕竟效果必然比单打独斗来得好。在东亚内部,中日两国的“良性”竞争,确实能为区域发展创造更多的公共财与发展机遇。笔者相信。老谋深算的马哈迪所看重的,就是更长远的博弈赛局之下的政治红利,因为赛局没有终止点,只有更多的环境变数,马来西亚就得靠这些变数求生存、求发展。

马哈迪也提到马来西亚没有拒绝中国的投资,马来西亚是一个贸易国,要和全世界的国家有贸易往来,包括中国。不过他认为,马来西亚要的是能够带来资金和技术转移的直接投资,而不是像前朝纳吉政府不断把国家的土地卖给中国。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计就好比在买保险,着重点不在于投保金额的大小,更重要的就是完善的长远规划与安全保障。

风险趋避者,求的是稳中带进;风险偏好者,追的是险中带进。不言而喻,老马重返政坛后的政治作为,明显就是偏好稳中求进,也有理由相信老练的老马不会因为年长的岁数而囫囵决策,犹如东方的哲学思想依然保存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更何况马哈迪已经93岁了。

综观之下,或可得到一些明确的政治讯息,只要来东南亚的不是军舰或是战斗机,东南亚国家整体是挥着手欢迎全世界的,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不过这些东南亚国家在行动上更期盼的是日本企业。无论是TPP或EAEC,只要中日两国在东亚区域整合进行良性竞争,就是在造福东亚。

(作者于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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