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献

彭博社专栏作者:巴基斯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

陷入财政问题的巴基斯坦表示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经济援助,引起关注。彭博社专栏作者米希尔·夏尔马(Mihir Sharma)11日发表文章指出,巴基斯坦寻求援助暴露“一带一路”倡议的面对的困难。原文如下:

巴基斯坦政府终于承认自己需要帮助。财政部长阿萨德·奥马尔(Asad Umar)表示自己将在本周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巴厘岛举行的常年会议上与相关官员会面。他将尝试与IMF商讨获取经济援助的条件,以填补巴基斯坦高达100亿美元的财政需要空缺。

这个决定应该会让新上任的的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微失颜面,因为他强烈反对西方,但却像自己几乎所有的前任一样都不得不向西方寻求援助。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或也将成为窥探中国纵横全球的“一带一路”倡议哪里出现问题的窗口。

巴基斯坦向IMF求助的一幕并不陌生,因为自1990年起,巴基斯坦已经先后十次申请援助,而目前依然拖欠上一次援助的款项。伊姆兰·汗明智的在自己的上任初期就向IMF寻求援助,这样一来他至少能将现在的窘境归咎于上一任政府,指责他们滥用管理不当。

但是,巴基斯坦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宏观经济导向失误,而是在于上一任政府与中国签订的协议。几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将为巴基斯坦经济投资600亿美元。自此之后,巴基斯坦人希望中国资金能资助能源与交通基础建设,从而大力推动增长。

然而,被誉为“一带一路”项目上最重要环节的中巴经济走廊的成本却远超预期。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头两年,为中资项目进口的机械让巴基斯坦目前的账目赤字增加了逾50%。伊斯兰堡一直在努力偿还这些债务,而且可能无法期待中国提供更多帮助——北京已经足够慷慨,在2017至18年之间为巴基斯坦提供50亿贷款,并且在今年夏天当巴基斯坦再度望着自己的空钱包时提供额外10亿元的紧急资金。

如果中巴经济走廊根据商业条例运营,这一切问题都不会出现,而且项目也能为巴基斯坦带来经济效益。IMF或许会要求对还款计划和其他参数小幅调整,一切就能继续。IMF可能提出的其他援助条款,例如货币贬值,国有航空公司私有化、加息,以及延误多时的结构性改革,就可能让巴基斯坦感觉更难受。

但是没有人预计情况会是如此。中巴经济走廊的成本对巴方来说有可能大大超出项目的合理范围。更糟糕的是,目前这些成本账目不清,有的被安全部门列为机密内容。

IMF却不是这么运作的,IMF会期待巴方透明地公布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实际成本。然而这也是伊姆兰·汗背后的军方支持者担忧的开始,因为如果项目的条件如预料般糟糕,对经济走廊以及中国在巴基斯坦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支持将会枯萎。此外,IMF也有可能扣押部分援助金,因美国高级官员曾说过贷款不应该导致西方纳税人的钱被用来偿还中国债务。

如果被迫在中巴经济走廊与资助自己雄伟的新福利计划做出选择,伊姆兰·汗会如何决定依然还是未知数。但对于巴基斯坦以及所有希望中国能将自己从西方经援的刁钻条件中解救出来的领导人来说,这一课更加深刻。

起初向中国借钱看起来非常简单,因为中方不会要求借款国家进行对投资者友好但却痛苦的国内改革。但若如同巴基斯坦一样不断推迟IMF所要求的结构性改革,类似于伊斯兰堡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将无法避免。巴基斯坦需要改革,这样才能促进生产与出口。除非这些企业成功,中巴经济走廊将缺乏资金,而且就算建成,对于普通巴基斯坦人而言也不会带来太多好处。

至于中国,现在应当审视反省,正视目前“一带一路”项目并没有按照当初设想般运作。成本增加,隐藏开销以及其他意想不到的坏事接连损坏了“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更糟糕的是,北京根本不愿意投入足够资源为因“一带一路”项目而债务违约的国家充当最后贷款人。

如此一来,中国越是想要将更多国家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这些国家越有可能被推开,转求西方的援助。我怀疑这并不是中方新丝路所希冀的结果。

米希尔·夏尔马是一名彭博社专栏作者。他也是《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与《商业标准报》(Business Standard)专栏作家,他也著有《重启:印度经济的最后机会》(Restart: The Last Chance for the Indian Economy)一书。

编按:

在10月9日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指出,IMF赴巴工作组也明确提出,巴基斯坦的债务负担并不是由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有关合作项目造成的。相反,IMF工作组明确指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从长远看有利于促进巴方自身发展。

陆慷表示,“我认为还是要看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从根本上有利于地区互联互通和持久繁荣,这当然符合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地区国家利益。希望大家能注意到,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的。你所提到的所有问题,包括项目选择和有关融资安排,都是由中巴两国政府在平等协商情况下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