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献

普惠金融的中国经验

5月的一天傍晚,新大学生蒋雯敏(化名)如往常一样走进学校的食阁。随着新加坡政府建设“智慧城市”的愿景,食阁里的摊位也装上了用于移动支付的POS机。

出于卫生考虑,蒋雯敏先尝试着使用手机钱包支付餐费,却发现其中的余额不足。如果通过短信验证码为电子钱包充值则会影响其他排队的食客。最后,蒋雯敏还是使用现金支付了这顿晚餐。蒋雯敏来自中国广东,很多和她这样的中国留学生都希望便捷可靠的移动支付可以在新加坡落地。

几十年来,新加坡不仅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者,为中国培养了无数的官员和企业家,更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来源国。但当中国的移动支付不断刷新世界对金融科技的理解的同时,新加坡也在思考,为什么“老师”这次却落后于自己的“学生”了?

李显龙总理在2017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讲述了时任人力部长林瑞生在上海街头排队买栗子的经历。中国的移动支付让林部长感觉自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这件事也影响了新加坡政府的智慧城市战略。政府宣布将部署2.5万台可支持IC卡和QR码的POS机,以及PayNow手机钱包。如果让我们再度比较两国之间移动支付的发展,我们发现差距并没有缩小。

虽然新加坡政府在推广金融科技方面不可谓不积极,但生活中现金仍然是新加坡最常用的支付方式,其使用频率比移动支付和银行卡高出约50%。中国则在这两年中通过金融科技建成了完整的普惠金融价值链。通过分析“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我们希望为新加坡的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经验一:金融科技意味着什么?提升效率还是新的业务模式

金融科技是在2015年左右流行起来的新词。国际上第一次对金融科技给出统一定义是在2016年。金融稳定理事会将 “金融科技” 定义为 “通过技术手段推动金融创新,形成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以及新流程和新产品等”。从中我们看出金融科技的关键在于“创新”以及“重大影响”。

如果说创新要靠科技,那 “重大影响” 靠什么?如果说靠金额,比如说比特币的市值和ICO的募资数量。可是这毕竟也只是 “币圈” 内部的事,其影响力还是有限。笔者认为金融科技的重大影响还是要通过 “普惠” 来实现,即广泛的受众群体。

一直以来,“普惠”与“金融”似乎是一对矛盾的概念。少数富裕的头部客户享受了定制化的金融服务同时贡献了绝大多数利润,而大部分金字塔底部的群体享受不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特别是融资服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金融科技,其“普惠”意义显得尤其重要。

大多数的银行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品,小微企业往往缺乏高质量的抵押品。另一方面高度规范化的贷款协议也降低了借款人的借款欲望。以中国的小微贷款为例:金额平均只有2200新元左右(约1万1000元人民币),需求紧急但借用时间短,一般在90天左右(一般用于日常周转等)。传统银行往往难以满足小微企业对灵活度的高需求,融资缺口一直存在。事实上对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商贩的贷款大多数还是来自亲友和民间借贷公司。

通过金融科技改变信贷业务模式的一个成功案例就是创办仅4年却为1500多万小微企业提供了贷款的网商银行。相比之下,全球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的小微企业客户仅为30.8万。网商银行是一家互联网银行,没有实体的营业网点。几分钟的线上申请后最快几秒内即可放贷,全程依靠云计算几乎不需要人工操作,包括调查信用记录,也不需要抵押品。数据显示,网商银行的不良贷款水平大概只有业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传统的商业模式下金融机构只能在 “普” 和 “惠” 中二选一,金融科技使 “即普且惠” 的商业模式成为了可能,同时还比传统模式做的好。

经验二:移动支付在中国下沉到金字塔底,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底层用户获得普惠金融服务的入口

国际上将普惠金融定义为 “所有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都能够有效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以下金融服务:贷款、储蓄、支付和保险” 。据估计在中国,支付宝和微信一共覆盖了超过87%的受访对象。移动支付广泛的普及对于在社会层面推广普惠金融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除了上文提到的普惠的贷款和支付服务,中国的科技企业也通过金融科技实现了储蓄和保险中的 “普惠”。

在中国,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产品与手机钱包深度结合,将投资基金的门槛降低至0.2新元(1元人民币)。同时通过互联网平台,不同基金的产品信息和历史数据变得更加透明,用户也可以更方便地比较不同公司的产品。对于使用移动支付的商贩,金融科技公司则通过免费赠送医疗保险额度,不仅解决了商贩对于医疗保障的顾虑,还拉动了他们使用移动支付的积极性。

这样的互联网平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保险与资管公司与用户之间距离缩短了。通过大数据也可以更好地衡量用户的风险偏好并推荐合适的金融产品。服务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商贩这些经济的毛细血管从微观上来说改善了无数家庭的生活,宏观上来说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从社会和经济层面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业界认为普惠金融的应该具有以下特性:一、可得性;二、多样且适当的产品;三、商业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四、安全和责任。如果我们用金融科技的角度看,互联网解决的是可得性和产品多样性的问题,背后的大数据风控和云计算技术则使得商业可行性和资金安全性成为可能。

金融科技的发展使提供 “即普且惠” 的完整的金融价值链不仅技术上可能,在不依赖政策性补贴的情况下,商业上也是可行的。将完整的金融价值链下沉到金字塔底,用金融科技改变了生活。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金融科技在中国有着远超于其在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创新的目的是普惠。

经验三:中国企业自下而上的市场开发模式值得借鉴

我们上文也提到通过各国政策性手段进行的从上而下的尝试往往不尽人意。笔者认为在市场中,只有当技术成熟后并给与企业足够的监管自由后,企业才会主动去抢占金字塔底层的新市场。企业间的合理竞争也会促进企业以用户为中心的模式创新,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应用。政府的行政手段解决的是金融科技从无到有的转变,而从有到优最后到以客户为中心,还是要靠有使命感的本地企业自发地完成。

新加坡作为东西交流的平台,有着世界一流的优秀人才和高效的政府,相信新加坡不光能在移动支付方面摸索出适合自身的模式,也可以在周边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中国的科技企业则可以分享技术和经验。

对新加坡的挑战

笔者认为新加坡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新加坡缺少微信和支付宝这样的国民应用。比如所有网约车软件在新加坡的市场普及率只有不到30%,不少乘客使用仍然使用现金付费。二是新加坡的金融体系较为完善,芯片卡和NFC技术的移动支付较为普及。留给二维码移动支付等的“另类金融”的余地不多。第三就是人们的观点,接近60%的本地受访者表示不认为新加坡短期内将成为无现金社会。

正在清华大学交换学习的新大学生骆家轩在学会使用移动支付之后就几乎再没使用过现金。他认为虽然新加坡的移动支付发展很快,但和中国还有差距。繁琐的身份验证也是妨碍其普及的困难之一。骆家轩说北京街边看到商贩几乎都贴着QR码,他觉得移动支付让大家都感到便利。

诚然,由于两国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新加坡不可能完全复制“中国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的成功也不能简单归结于上述的原因,但我们相信普惠金融的理念是相通的。中国的经验证明了不依赖政策性扶持的普惠金融是可行性的,普惠金融也体现了其社会价值。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作者梁昊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

(王嘉伦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三年级学生,主修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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