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献

蒋沁志,田弘:中美贸易战加速两极体系形成

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使得两国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新低。尽管北京一直试图通过协商谈判达成协议,但在随后的几轮磋商中均无法实现真正的和解。

从最初针对钢铝征税到如今对华多个领域全面打压,华盛顿加征关税举动背后,有着对华强硬的朝野共识,中美陷入一场持久的权力博弈已成定局。眼下,“贸易战没有赢家”的论点,已成为民众看待这场争端的普遍认知。除此之外,我们不妨转换角度,从国家间权力变迁这一宏大历史视角,来分析贸易战及其后续发展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中国加速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随着中国的兴起,中美间的实力比较被外界延伸至各领域。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相较于华盛顿的孤立主义,中国这个以党领政的共产主义国家,如今已成为自由经济秩序最坚定的捍卫者。

北京对于经济自由化的坚定态度,得益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全国积累了深厚的民意基础,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基层民众,都认定只有坚持开放才能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如果说这是一种基于思想层面的主观因素,那么目前的现实环境,则是促使北京延续开放政策的客观原因。

首先,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和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规模,仍会不断激励外资进入内地市场,毫无疑问,14亿的庞大人口是北京在面对美方打压时,依然保持战略定力的关键。其次,美国占全球经济比重已小于25%,美国以外,北京面对的是以印度、非洲、中亚等存在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新兴市场。这些经济体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外资流入区域,并且对华贸易依赖度日益升高。

事实上,当华盛顿企图将北京孤立于其所主导的贸易体系之外时,中方已不断出台各种灵活政策以接纳更多的合作者。2018年以来,北京开始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取消外资在银行、电网等领域的一系列限制,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外商的投资范围。其尺度之大,某些政策甚至触及西方社会所认知的敏感领域,即使放在这些欧美国家,未必能获当局全力支持。

与此同时,北京也正积极利用自身技术与资金优势,不断扩展同南方市场以及以亚细安为代表等区域共同体的经贸往来,加快经济整合,以此分散对美贸易依赖度。虽然遏制中国已成华盛顿的上下共识,但连任压力已使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丧失理性,这无疑会进一步加深北京与美国之外国际社会的连结。

零和思维再造“两极体系”?

对于美国而言,无论是经贸打压还是技术封锁,这种零和思维还存在不小的战略风险。就经贸而言,如前所述,美对华打压强化了中方支持自由贸易的态度,并且激发后者对现今贸易格局的结构性调整。

事实上,几年前北京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对当下严峻经济形势的未雨绸缪。这项耗资几万亿美元的倡议,正逐渐加深中国与新兴市场的相互依赖,在欧亚非摸索出一个相对独立的“丝绸之路”贸易体系。而在科技领域,美对华的压制与封锁将迫使后者不断强化自主研发能力,并发展出一系列有别于美国的技术准则。

在与各国的互动中,为分散成本与掌控风险,北京会持续推动他国吸收这些规则与标准,最终创建一套自主性更强的生态结构。这种趋势,将会很快在东亚地区与中南半岛实现,并逐步扩展到美国以外的国家,5G的推广就是一典型范例。

如果上述情景在未来走向现实,这就意味着,世界将开始出现以北京和华盛顿为首的两极体系,学者郑永年也提出“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类似概念。但这一体系和旧时代的美苏格局有着本质差别。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务实的中国领导人已经放弃意识形态的输出与追求。两国间因此不会发生意识形态对抗,也不会将国际社会分化成两个排他性,冲突性的集团,全球性世界秩序仍然充满自由主义特征,但已非华盛顿所主导。

其次,由于中国早已完全融入世界经贸体系,新的市场体系将以东方和西方各为中心,以中美为代表的两大贸易集团仍然存在往来,互不排斥,但两国更多投入于各自主导的体系内,届时,中美间的互赖性也将低于现在。

美式霸权衰落 世界走向何处?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阈中,常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来衡量霸权的兴衰,并认为霸权的更替将大概率引发守成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战争。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新一波的孤立主义应运而生,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要求盟友负担驻军支出,可见无论是维持自由贸易还是国际安全秩序,美国承担国际公共产品成本的能力已大不如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要求中国对智慧财产权遵守的背后,实则反映出其技术优势的不断衰退。然而,开放技术授权以维持其所主导的贸易体系,乃是霸权国应尽之义务,这种行为也是承担公共成本的一种途径。

显然,美国在科技领域优势的不断丧失,削弱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然而,美国也不愿他国在该领域对其构成挑战,毕竟,随着北京支付公共产品的能力不断强化,华盛顿的影响力只会进一步减弱。因此,对北京的技术打压,成为其在无法快速提升科技水平情况下的唯一选择,更深层面则显示美式霸权的再次衰落。

不得不说,从经济学所引进的公共产品概念,对于衡量霸权的兴衰具备一定说服力。但其论述中,所谓守成国与挑战国间必然发生冲突的这种修昔底德式思维,对决策者的政策施行具有极大的误导,理论本身也是有着宿命论味道的话语陷阱。首先,科技革命已成为影响权力转移的重要变量。

自核子武器面世以来,两个拥核国间的直接冲突已趋近于零。然而,核威慑理论只能放置于美苏冷战格局,或许在未来的大国斗争中能成为不错的解释因子,但如何解答二战前的权力变迁,仍需找到一般性的解释。

比如,早在20世纪初,英美间就曾缔造出“伟大的和解”,对于缺乏核子武器的时代,这种权力的和平转移似乎依赖于更复杂的国际关系。一种基于大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观点,或许能很好的诠释英美间的权力转移。这一观点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很大程度在于依靠国内市场的发展模式,而当时的德国则主要依赖海外市场,和英国相似的贸易模式使得两国在国际市场面临激烈的竞争,并最终走向兵戎相见。

这一观点的核心要素,在于国家间的发展模式,是否会形成相互竞争的格局,而以国内市场为主的经济模式,则能很大程度上避免扩张所带来的冲突。

借鉴这一思路,我们不妨从两个时间维度来探讨中美间权力转移的状态。显然,当前中美出现摩擦的根源,在于两国已在多个领域出现竞争。尽管两者的经济增长模式依然存在很大差别,前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下凭借投资与出口带动增长,后者则依靠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但近年来,随着北京开始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并威胁到华盛顿对全球产业链的控制,加之中国在临近地区不断扩大的地缘影响,与美国二战后势力范围的重叠,这一系列的变化自然引起后者对自身霸权地位的担忧。短中期内,中美间的摩擦加剧已不可避免。但这是否意味着中美未来注定一战?

从长远来看,如前所述,美对华全面打压可能会将世界导向以东西方各为中心的两极体系,体系内两个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将很大程度降低两国间的冲突概率。

首先,中美的注意力将集中于各自主导的贸易体系,并在各自区域内扩大其他领域的影响,地缘政治将呈现清晰的界限;其次,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将出现类似美国以科技、金融以及消费性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两国主导的不同市场将形成相互独立的产业链,进一步减少竞争。

最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将建构出更加包容开放的政治文化,秉持实用主义的中国领导人,并不期待以战争的方式改变有利于自己的格局。若此图景在国际秩序的演变中一一实现,则国际体系将长期维持在中美主导下的两极体系。这一体系会因各自雄厚的经济基础与独特的贸易格局,而获得比美苏霸权更高的稳定性,体系的变更或在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会出现。

(两名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兼职台湾研究中心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