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献

胡逸山:马国抗疫与经济所需不易拿捏

因应2019冠状病毒疫情肆虐,马来西亚联邦当局颁布每两星期重续的行动管制令,实质上规定国民在绝大多数时候必须留在家里,实施至今已踏入第八个星期。在这段期间,大多数马国国民有许多空闲时间,跟进海内外的疫情进展消息,也逐渐理解疫情感染的严重性。他们对疫情的应对心理看来已出现微妙的变化,从起初的极为抗拒,演变为当下希望管制令更为彻底地进行(也就是根据抗疫需要而适量延长),而不是“中途而废”,以便冠病病毒的感染率弧线得以真正压平下来。

当然,在管制令期间,马国的经济生产也大幅度缓慢下来。在资讯科技发达的年代,居家办公理应是可以很大程度替代到办公室上班的选项,但如前所述,马国归根究底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完善的通讯设备在市区或市郊较为普遍。有许多人在市区工作,但所居住的乡区,尤其是东马,连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都没有,更遑论资讯通信基础设施了。因此,对于许多中小微型企业,以及靠体力日薪过活的低收入者来说,管制令的实施意味着生意或“事业”的中断,也就是“手停口停”,难以有多余的钱发薪或养活家人。

这也是当初马国当局在启动行动管制令时,以每两个星期为一个周期的原因,这个原因不方便明说,但又不言而喻。虽然抗疫是马国举国上下公私各界的头号任务,但现实是,当局必须在抗疫需要与经济发展之间做出一定程度的平衡,甚至是取舍。即便没有冠病疫情暴发,马国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又是世界上其中一个主要的贸易体,经济发展近年来已深受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严重打击,无论是生意人或打工一族,无不早已哀叹“一年差过一年”“钱不够用”多时。冠病疫情的冲击,再加上管制令的实施,更使得马国经济运作几近瘫痪。要不是多年来稳健的商业运营还留有一些底子,实有沦为社会经济一团糟的“失败国家”的可能性。

这“钱不够用”的问题,不仅波及私人界,政府当局也未能幸免。当今世界,包括马国政府在内的大多数政府的合法开支,必须维持在立法机构所通过的财政预算案的范围内。当然,政府也通过政联公司,实际上参与了国民经济的一大部分,必要时可以通过“发动”或训令这些政联公司来进行“预算外”的开支手法。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一个限度,因为这些公司虽然“政联”,但还是得在市场机制里运作。如果开支过大而导致亏损,到头来还是要身为大股东或唯一股东的政府,动用公帑来补助以继续经营下去。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马国政府鉴于各领域须要维持一定程度的运作,推出数个所谓的经济刺激配套,实质上是津贴一些低收入群体和补助一些中小企业的薪金支出等。这些林林总总的支出项目,有的直接动用政府公帑,有的间接训令政联公司承担开销,有的毫不客气地把“出钱”的责任转嫁到私人界,使得私人界在详读这些配套项目时有喜有忧,甚至啼笑皆非。

无论如何,看来政府起码在直接财政支出方面已濒临预算的边缘,若还要花更多钱,则可能要召开国会来通过附加预算。在这一点上,马国的反对党领袖、希盟的安华摆出一副“国难当头、毋论党派”的政治姿态,公开宣布若政府召开国会会议来辩论附加预算案,希盟方面将“网开一面”,不会趁机发动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但即便朝野达成共识,这种一味靠政府花钱来津贴或补助的做法,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因为政府的储备金无论如何丰厚,还是会耗尽的,在当下世界经济不景的大环境下更是如此。

因此,联邦政府在上星期的最新一轮行动管制令周期开展数日后,就忽然宣布从本星期起,以所谓的“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取代之,实质上就是呼吁大多数大小企业尽快复工,以便让马国经济赶快火起来。然而,这项突如其来的重大决定,是在5月1日宣布的,说三天后的4日即可复工,又说要有“标准运作程序”作为复工的先决条件。这些“程序”到底是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制定,抑或是私人企业自行决定,许多方面也还没搞清楚。

这项“有条件行管令”颁布后,马国联邦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立时产生微妙的变化。根据马国宪法,除了东马沙巴与砂劳越两州基于当年《马来西亚协议》,而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外,西马各州无论执政党是否与联邦政府同一阵营,基本上还是要高度配合以至服从联邦政府的各项政令。但过去数天,横跨东西马、不论政治阵营的许多州属,毅然决定维持原有的行动管制令,而不服从新的“有条件行管令”。它们如此公然抗命,应不是故意作出政治表态,而是一方面较接地气地察觉到,地方疫情尚未消退到得以重新开市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担心开市后疫情反弹爬升,则各州所要负担的抗疫开销将为数不少。私人界方面则担心,若员工不幸感染后医疗开销由谁负担等实际问题,所以许多企业仍不敢复工。

总而言之,在如马国般的发展中国家,要在认真抗疫与经济发展之间拿捏平衡,也还是很不容易。

(作者是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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